北欧“福利国家”在人口素质方面的领先，证明了通过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创造平等均富、合作协调的社会，较之于贫富分化、放任竞争的社会更有利于“技能生成”，即所谓“人本积累”。
家庭的功能
具体而言，首先，北欧社会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稳定，经得起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风吹雨打，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共部门的扩大。对北欧国家来说，公共部门的一个功能是给家庭提供一种经济保险。许多家庭采取“一家两制”的双职工战略。往往丈夫在私营企业闯荡，妻子在公共部门就职（公共部门的雇员以女性占优）。公共部门的职业压力小，使女性可以有较多的精力照顾孩子；同时也比较稳定，很少有失业之忧。当丈夫失业后，往往还可以拿原工资的80%维持很久，妻子则依然保持着稳定收入。这样，对孩子而言，家庭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失业的丈夫也不必急急忙忙地屈就一个低端的工作而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他可以在各种培训计划的帮助下更新技能，跳到更高级的岗位上。这样，失业反而成了“技能生成”的过程。
相比之下，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看似有效率很多。可是，职工一旦失业，整个家庭就陷入生存危机。在最近“大衰退”中，这样的报道不绝于耳；年薪十几万美元的高端管理或技术人员失业，饥不择食地当起清洁工来。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如果算入大学、研究院的费用和读书期间放弃的工作收入，成本往往高达几十万美元。但一次经济动荡就使这些投资浪费掉，更不用说对孩子的教育了。企业精简了，更有竞争力了，但对于社会来说，造成了技能的流失。这种“效率”的背后，是“人本”的亏空。
带薪休假的政治经济学
北欧国家和美国另外一大对比，是父母在法律上都享受优厚的带薪产假。美国则无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一些州甚至没有产假的法律规定，妇女往往要在孩子和工作之间进行选择；有些州即使有产假的规定，但因为不带薪，许多母亲根本休不起。另外，北欧国家有着优良的公共托儿所、幼儿园系统。当母亲需要出去工作时，孩子有地方可托。对于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家庭来说，这种高水平的幼教机构使孩子从小就享受良好的教育，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美国的孩子则到5岁才有公共幼儿园，在此之前家长只能把孩子送到私人托儿所，底薪阶层很难支付得起高昂的学费，或者只能把孩子送到非常低廉的托儿所，很难谈得上什么早教。这样，贫富阶层根据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孩子创造的环境就有天壤之别。许多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
公共教育的差异
“起跑线”还仅仅是问题的一端。北欧国家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瑞典、挪威为7.5%，丹麦8.1%，芬兰6.6%，美国仅5.3%。这些投入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小学的义务教育上。不仅如此，北欧的这些投入的分布也均匀的多，学校的教育质量有着普遍性的保障，孩子们不会因为自己家庭背景而上劣质的学校。美国的公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贫富隔离状态。富人住在一个区，穷人住在另外一个区。学校的钱主要来源于当地的房地产税。富人区房价往往高出穷人区七八倍，房地产税也水涨船高，教育资源充足。穷人的学区则破落不堪，很难找到合格的教师。
高等教育也许是唯一的例外。美国主宰着世界的一流大学，虽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仅相当于GDP的1.3%，远低于瑞典的1.9%，但私人在这项上的投入分别高达2.7%和2.6%，瑞典的私人投入则微乎其微。所以，在人均总投入上，美国达到了4%。不过，从产出看，美国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以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计，瑞典为42.3%，美国为39.1%；再以科学与工程学位占学士学位的比例计，瑞典为31.7%，美国仅为14.7%。另外，瑞典的博士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高出一倍多，居世界第一；科学和工程的博士学位在人口中的比例，同样是世界第一，比美国高数倍。这些数据表明，北欧公共高等教育体系比美国的更有效率。
另外，北欧的公共教育体系着重维持基本的教育质量、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很少有不必要的铺张浪费，而且上大学基本上是免费的。与此相比，高度市场化的美国，私立大学之间往往展开铺张的竞争，除了高价争聘明星教授、打造一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外，还大建豪华宿舍、豪华健身房，以吸引学生和家长的眼球。为了这些豪华私立大学竞争，州立大学也只有跟风。这一切，都推高了高等教育的成本。普遍老百姓的子弟多通过贷款上大学，甚至有毕业时欠债20万美元以上者。目前美国的学贷超过万亿美元，超过信用卡贷款数额，几乎肯定是无法偿还的。有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的大学泡沫，甚于次贷危机。更糟糕的是，除了精英大学外，普通大学的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大量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凡此种种，都是美国未来高等教育要面对的严重问题。
在北欧社会，尽管那里的大学看上去比美国的要寒酸得多，大学毕业后的收入看上去也并不那么诱人，但上大学的人还是很多，许多人就这么“安贫乐道”的读完博士。这也让经济学家们大惑不解：明明没有什么回报，怎么瑞典那么多人去读博士？他们似乎永远也无法理解：在那里，个人的回报无法用纯粹的物质因素来衡量。但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这种超然的求学态度的物质回报则是实实在在的，它使得北欧社会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转型为高科技社会，并且显示出巨大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