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至今已近10年，但这十年期间，中国的卷烟产量增加了近50%，已经超过了全球另外9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的总和。
控烟成为每个城市无法回避的公共卫生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6月至2014年5月，仅地方控烟立法就有13部。
北京：控烟尺度争夺战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2014年9月末进入市人大二审环节。但在北京的控烟立法过程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哪类场所属于禁烟范围，北京市的控烟尺度仍在不停摇摆。
据悉，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一审过程中，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意见中有一条，将草案中的“工作场所”限定为“公用的工作场所”。
“也就是说，个人办公室非公共场所，如果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就可以正当的吸烟。”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解释说，“虽然是独立的办公场所，你的办公室别人也会进去，吸烟依旧会对他人造成影响。”
最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市人大二审时，并没有给“单独办公室可以吸烟”留出法规上的存在空间。
但争执依旧存在。比如“酒店客房、机场等一些特殊场所，是否应当允许划定吸烟区”。
“设独立排风系统不科学也不可行，几乎没有可操作性。国内几乎所有机场吸烟室的门都是敞开的，吸烟室内烟雾浓度极大，不可能做到独立排风，不让二手烟外泄。根据建筑情况，宾馆、旅店也几乎不存在具备独立排风系统的客房，空调、新风系统或卫生间排风，总有一样是公用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吸烟，那其他的空间也会有二手烟。在深圳、哈尔滨的立法中，都没有规定宾馆酒店房间可以设吸烟客房，也没有规定机场可以设吸烟室。”吴宜群解释。
“为什么立法时要寸步不让，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的法规能够依法控烟，我们希望北京作为首都能够在控烟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立法不能越立越滞后。”吴宜群说。
深圳：执法严，效果好
北京市的控烟立法并不是先例，到2014年5 月为止，银川、上海、杭州等城市先后通过控烟条例。其中，执法效果做好的是深圳。
截止2014年9月末，《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已经半年有余。深圳市控烟办交出的成绩单令城市控烟者大受鼓舞。
根据深圳市控烟办的统计，从2014年3月1日开始，至9月30日，六大执法部门出动执法人员127699次，检查场所773556处，处罚个人5512人次，个人罚款276050元；处罚场所两处，场所罚款40000元，总计罚款316050元。
“深圳城市控烟立法比较新，所以控烟范围比较明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杨杰对记者说。
《深圳控烟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托儿所、幼儿园等主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教育或活动场所的室内外区域等；主要为孕妇、儿童提供服务的公园、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内外区域等16类场所为禁止吸烟场所。
而酒吧、歌舞厅等歌舞娱乐场所以及茶艺馆、按摩、洗浴等休闲服务场所，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为限制吸烟场所。
“立法很重要，执法更重要。”杨杰介绍，“深圳的控烟条例中，对执法主体的要求非常明确，执行方案和计划也非常详细，执法力度够大。”在深圳因为公共场所吸烟被罚，在场收缴罚款的同时，会给吸烟者开发票。
上海：志愿者队伍的尝试
世博会的举办，加快了上海控烟立法的进程。
“客观来讲，上海的控烟条例距离《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条及实施准则还是有差距的。”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唐琼告诉记者，“但对上海的评价应该看到其执法点。”
从2011年至今，上海连续4年发布控制白皮书，公布上年度控烟监督、执法、检测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历年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人们的控烟意识不断增强。除了控烟监督管执法部门和各区县的实名控烟志愿者，越来越多的投诉源于公众。”唐琼介绍，从2010年至2013年，上海共受理投诉588次，而从条例实施到2014年8月共收到电话举报1530件。
上海正在着手建立新的志愿者队伍。“在社交网络上经常会有粉丝跟我们互动，也会有一些意见反馈或举报，所以我们在筹划如何建立这样一支互联网上的实名志愿者队伍。”唐琼说。
志愿者队伍多来自社区街道，在控烟交流会上，劝阻的技巧、经典案例都会被拿来分享和讨论。
“监督控烟情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罚款，而是希望人人都能提高控烟意识。”唐琼说。
目前，很多城市的控烟条例依旧是一纸空文。在有的省份，比如烟草大省云南，迄今为止，甚至还没有一部地方性的控烟法规。
中国城市的控烟，依然路程漫漫，任重道远。